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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上东坡性情忠厚，性格坦荡，他总是以善良的眼光去看待别人，曾说：“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。”他与三教九流都有交往，声称：“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。”的确，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平头百姓，东坡都能与他们推心置腹。近在京畿都邑，远至天涯海角，东坡的交游遍布天下。从黄州到儋州，有些深明大义的地方长官不但没有对东坡落井下石，反而照顾甚周。比如东坡在黄州遇到的三任知州陈轼、徐大受、杨寀，在惠州遇到的两任知州詹范、方子容，都对东坡相当友善。即使到了海南，昌化军军使张中也不顾上峰意旨，对东坡照顾有加。当东坡被前来督察的使臣逐出驿馆，不得不在桄榔林中建屋安身时，张中甚至亲自帮着挖泥运土，还因此受到朝廷的追究。 当然，最感人的还是东坡与黄州等地的父老乡亲之间的亲密情谊。东坡未遭贬谪时，不管是在汴京街头前呼后拥的“苏学士”，还是在杭州西湖吟风弄月的“苏使君”，那些平头百姓都只能远远地观看。即使当东坡轻车简从地下乡劝农时，那些“旋抹红妆看使君，三三五五棘篱门，相排踏破茜罗裙”的村姑们也绝不敢挨上前去与东坡说话。是贬谪落难使东坡来到百姓中间，从而结交了许多平民朋友。那些善良质朴的普通百姓出于对忠而被贬的忠臣的同情，也出于对才学盖世的名士的仰慕，纷纷向素昧平生的东坡伸出援助之手。百姓们虽然没有任何权力或充足的财力来帮助东坡，但即使只是一句主持公道的话语，或是一个表示同情的眼神，也使东坡深为感动，因为那都是出于至诚的心灵交流。 东坡与百姓的情感交流是双向进行的。对东坡来说，他对儒家的仁政学说不但衷心服膺，而且身体力行。即使当东坡以罪官的身份生活在贬谪之地时，百姓的疾苦依然使他不能释怀。他仍然向当地官府献计献策，甚至亲自参与地方上的事务，仿佛对当地的百姓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东坡贬至岭南时，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，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。东坡在惠州时，主动参与筹划在两江合流处建桥，而且努力捐款资助修桥的经费。儋州的百姓不重耕种，东坡就写了六首《劝农》诗规劝他们多种树，勤耕田。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：“凡此等事，多涉官政，亦易指以为恩怨。而坡奋然行之不疑，其勇于为义如此！谪居尚尔，则立朝之际，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！”（《梁溪漫志》卷四） 对于黄州等地的父老乡亲来说，他们同情东坡，爱护东坡，尽其所能地帮助东坡。东坡在黄州开荒种麦，毫无经验，农人就热情地传授秘诀。东坡在黄州修建雪堂，在惠州的白鹤峰建造新居，在儋州的桄榔林中搭建茅屋，都有百姓自告奋勇前来帮忙。他们成群结队，众人举杵，不但给东坡提供了遮蔽风雨的栖身之所，而且使他深切地体会到异乡风土之可亲。海南村野里的“春梦婆”，大庾岭头的白发老人，他们用朴素的语言对东坡表示了理解与同情。东坡曾在儋州的集市上遇到一个进城卖柴的黎族山民，语言不通的两人竟然攀谈起来。山民又是叹息，又是挥手，好像是说东坡本是一位贵人，如今却凤落草窠不如鸡了。临别前，山民把卖柴换来的一块木棉布赠给东坡，说今年海风寒冷，让他做件衣服御寒。东坡非常珍视这份情谊，特地写诗记载这次奇遇。这位不知名的黎族山民与东坡的动人故事便永远保存在《和陶拟古九首》之九这首诗中。 三报道先生春睡美 东坡在贬谪地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，但是他很少在作品中啼饥号寒，反倒经常呈现一副乐观、愉快的面容，这主要归因于东坡对于物质生活持有一种相当独特的态度。东坡常常以一种近于审美愉悦的态度去拥抱生活，他对平凡、简朴的物质生活倾注了更多的感情。所以东坡的心态更加平和，更加真诚，也更加贴近普通人的切身感受。东坡从简朴的日常生活中获得的不仅是幸福感，而且有美感。元丰年间，东坡在黄州写信给居乡务农的表兄子安说：“此书到日，相次岁猪鸣矣。老兄嫂团坐火炉头，环列儿女，坟墓咫尺，亲眷满目，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，更何所羡！”东坡谪居海南，有时米粮匮乏，苏过就用山芋做成一道“玉糁羹”，东坡赞美说：“天上酥陀则不可知，人间决无此味也！”他还用诗句形容此羹说：“香似龙涎仍酽白，味如牛乳更全清。”一味用山芋做成的羹汤，是再平常不过的物品，可是在东坡的笔下，它是多么美好！ 具体到衣食住行的各项生活内容，东坡一概以这种态度对待之。东坡善于苦中作乐，他在惠州时特意写信给弟弟，介绍他刚发明的一道佳肴：“惠州市井寥落，然犹日杀一羊。不敢与仕者争买，时嘱屠者，买其脊骨耳。骨间亦有微肉，熟煮热漉出，渍酒中，点薄盐，炙微焦食之。终日抉剔，得铢两于肯綮之间，意甚喜之，如食蟹螯。”他来到儋州后，发现其荒凉贫穷完全超出想象，不但缺少肉食，有时甚至有断炊之忧。儋州的饮食习惯也与北方迥然不同，百姓平时食芋饮水，荤腥则以海鲜为主。这对一向生活在北方的东坡来说，真是难以适应。然而东坡以随遇而安的态度对待异方风物，他不但与当地百姓同样以薯芋为主粮，而且克服自己一向怕腥的习惯，努力去适应那些平生闻所未闻的奇怪海产。唐人韩愈南贬潮州，曾对南方的奇异食物甚感恐惧，勉强食用了蠔、蛤以后竟然“腥臊始发越，咀吞面汗骍”。东坡则不然，他不但兴致勃勃地品尝海味，而且作文赞美之：“己卯冬至前二日，海蛮献蠔。剖之，肉与浆入水，与酒并煮，食之甚美，未始有也。……每戒过子慎勿说，恐北方君子闻之，争欲为东坡所为，求谪海南，分我此美也。”此文以幽默的语调对朝中权臣进行了旁敲侧击的辛辣讥刺，同时也表达了东坡对于艰苦饮食条件的超然态度。 
苏轼《渡海帖》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东坡这种生活态度的精神本质是什么？东坡从何处汲取了思想源泉？对此，人们众说纷纭：儒家、道家、佛家，或三教兼融。我认为东坡确实对各家思想都曾汲取其精华为我所用，但他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更进一步，创造了独特的人生观，东坡的人生观只属于他自己。道家本来是鄙视物质而独重精神的，老子对物质享受持批判态度，认为“五色”“五音”“五味”等享受会使人迷失本性。庄子既主张相对主义，认为美恶之间并无根本差别；又提倡“无待”，即摆脱对物质世界的依赖。佛家本来有禁欲主义的色彩，黄卷青灯的佛门弟子一心礼佛，对红尘世界中的物质享受无动于衷。以内心顿悟为宗旨的禅宗更是对外部世界不屑一顾，更不用说区区的物质享受了。儒家虽然不摒弃精致的物质生活，但他们极端鄙视不符合道义的富贵荣华，崇尚“饭蔬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”的俭朴生活，主张以“穷且益坚”的态度对待人生中的困境。东坡对上述思想都有所汲取，但又渗入了他自己对生活的独特领悟。东坡并不反对美好的衣食，要是惠州市井上能买到上好的羊肉，他肯定也会大快朵颐。但是在没有羊肉可吃的实际环境中，从羊脊骨上剔下来的一点“微肉”也能使他品尝得津津有味，以至于认为其美如蟹螯。更重要的是，东坡有意忽略物质条件的差异不仅仅为了避免忧能伤人的恶果，也不仅仅出于对“士有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语也”的儒家信念的认同。由于东坡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全都来源于政敌的迫害，他的漠视苦难就意味着对黑暗势力的蔑视，他的安贫乐道就意味着对自身人格精神的坚持。 有意思的是，东坡的生活态度所传达出来的这种意义，远在汴京的权臣竟也有相当准确的领会，并十分迅速地作出反应。绍圣四年（1097）二月的一天，东坡在嘉祐寺里美美地睡了一晚，次日作诗咏之：“白头萧散满霜风，小阁藤床寄病容。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。”此诗传到汴京，权相章惇气急败坏地把东坡再贬海南，他确实听出了东坡笑声中的含意。东坡的弟子黄庭坚说：“子瞻谪岭南，时宰欲杀之。饱吃惠州饭，细和渊明诗。”他更加深刻地领会了东坡笑声的意义。 四乘桴且恁浮于海 人生苦短，古人常把人生看作一次短暂的逆旅。虽然如此，人们的精神追求却没有止境，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要寻觅一个永久的归宿地，来寄托他们的精神，各种宗教所虚构的天堂、乐土便应运而生。当然，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由于受儒家淑世精神的影响太深，很少有人能像王维那样全心全意地皈依佛门，于是较常见的便是李白的做法：他一方面努力追求建功立业，希望以生前功业的建树来实现死后的不朽；另一方面又寄意于宗教乃至神话，幻想着“先期汗漫九垓上，愿接卢遨游太清”的逍遥境界。与李白一样，东坡也是一位潇洒绝俗的风流之士，他同样鄙弃荣华富贵而追求理想境界，他同样爱与僧侣、道士交游并深深地浸润于各种宗教，但是东坡从不向往海外仙山或西方净土，他明确地声称：“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！”他深切依恋的对象不是彼岸或仙界，而是人间。 人生的归宿在何处？东坡一生中无时不在思索其答案。他的思索既有空间向度的，也有时间向度的，前者往往会导向某个地点，后者的终点则是身后的精神归宿。让我们沿着前一个向度来看看东坡心中的归宿地到底在何处。 东坡热爱故乡，虽然他的大半生都在异乡飘泊，至死未得归乡，但是故乡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都是他梦魂萦绕的对象，更不用说那“明月夜、短松冈”的亲人坟茔了。然而东坡的思想自由通脱，他的情感既执着又潇洒，“蜀江水碧蜀山青”的故乡固然是其情之所系，远离故乡的其他地方也使他安之若素。从理智上说，东坡向有“四海为家”的人生态度，他在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中称颂韩愈说：“公之神在天下者，如水之在地中，无所往而不在也。”在东坡看来，像韩愈这样的人物本是天下之士，虽然平生行踪限于某些地方，但其神灵却是无所不在的。东坡是当时的文坛盟主，其成就与声誉皆与韩愈不相上下，时人即以韩愈视之，东坡也不无自矜地说：“前生自是卢行者，后学过呼韩退之。”（《答周循州》） 天下之士当然应以四海为家，东坡就是以这种襟抱对待一生中转蓬般的流宦和流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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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2-21 13:22: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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