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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职贡图》说起：“朝贡之邦”与“神州帝宅” 不过，这些在所谓“华夏”看来“非我族类”的“蛮夷”，虽然在现在的地理观念中，好像它们指的是满蒙回藏鲜倭等“周边”，其实，在古代中国它们往往就在“肘腋之间”。《诗经·小雅·南有嘉鱼之什》中所谓“蠢尔蛮荆，大邦为雠”，《史记·楚世家》中熊渠所说“我蛮夷也，不与中国之号谥”，以及后世文献中的“濮”、“溪”、“洞”、“蛮”等等，其实说的就是荆楚和围绕荆楚之周边的诸蛮百夷，在古人（主要是古代汉族中国人）看来，这些“荆、交之区”、“巴、庸之外”并非“中国”，这些族群也“非我族类”，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传》中说他们“服叛难常，威泽时旷”，一旦被中国征服，“则缓耳雕脚之伦，兽居鸟语之类，莫不举种尽落，回面而请吏”，如果一旦中国衰落，他们又会反叛扰边，所以根本不应当把他们算在“禹域之内”。但是，在现在看来，他们就是中国南方族群，按照现代中国的国界，他们就在华夏域内。 这些空间和族群，在历史上的归属相当复杂。为了使论证更简明，请允许我引用2015年的一次演讲。在这一演讲中，我曾以梁元帝《职贡图》为例讨论六世纪（准确地说是526–539年前后）南朝梁代的官方与士大夫对“天下”、“中国”和“周边”的认知。梁元帝所绘《职贡图》呈现了那个时代上层人士的“国际”知识，这些知识可以映证《宋书》、《梁书》和《南史》等正史文献。在《职贡图》所绘诸国之中，有滑（在今新疆车师）、波斯（今伊朗）、百济（今韩国）、龟兹（在今新疆库车）、倭（今日本）、宕昌（今甘肃南部，羌人）、狼牙修（今马来半岛西岸之Lankasuka）、邓至（甘南川北，羌人）、周古柯（在今新疆）、呵拔檀（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内）、胡蜜丹（在今新疆）、白题（匈奴种，在西域更西，今阿富汗靠近伊朗）、末（在今土库曼斯坦）、高句丽（今韩国）、于阗（在今新疆）、新罗（今韩国）、渴盘陀（在今新疆塔什干）、武兴藩（在秦岭西）、高昌（在今新疆）、天门蛮（在今湖南西部，有人说是土家族的祖先）、建平蛮（今四川巫山一带）、临江蛮（今湖北一带），还有中天竺、北天竺（今印度）和狮子国（今斯里兰卡）。可以注意的是，这二十五国中，如果按照现代中国版图来看，即使不算位于如今新疆地区的西域诸国，宕昌、邓至、武兴藩、天门蛮、建平蛮、临江蛮这六处，不仅都在现代中国国境之内，甚至也在古代秦汉所设郡县范围之内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人们心目中它们却是“朝贡之邦”，所以才会被画入“职贡图”。 有趣的是，在《职贡图》中，观念的异邦却不包括北方的鲜卑魏。尽管当时南北分治，你把我叫做“岛夷”，我把你叫做“索虏”，但仿佛还是“一个中国，各自表述”。显然，在当时南朝梁代君臣士大夫心目中，北魏、南梁确实是“南北朝”，当然也是敌国。尽管事实上是“两个中国，一边一国”，但问题只是谁才是政治的中国与文化的正统而已。从北方南下入主中原的鲜卑王朝，不仅要争夺“中国”之名，而且也试图接过“中国”之实，《魏书·礼志》中有一些记载很有意思，北魏不仅用秦汉帝国传统的立坛祭天之仪、南郊祭祀五帝日月星辰，也用秦汉帝国之祖庙制度、五岳祭祀，并且“采汉魏故事，撰祭服冠履牲牢之具、罍洗簠簋俎豆之器”。北魏最重要的文化政策制定者叫高闾，他曾经说，“居尊据极，允应明命者，莫不以中原为正统，神州为帝宅”，秦汉奠定的这个“中国”，已然成为帝国神圣性的依据和臣民归属感的基础。所以，南北方都要自称中国自命正统，就是从外而内的异族，一旦进入“中国”，就不觉得自己是“蛮夷戎狄”，却把更远的异族视为“蛮夷戎狄”。《魏书》卷五十四〈高闾传〉就记载高闾给拓跋氏鲜卑皇帝上疏，其中居然说“北狄悍愚，同于禽兽”、“狄散居野泽，随逐水草”，应该“于六镇之北筑长城，以御北虏”。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，《南齐书》卷五十八〈东南夷〉中记载，南齐颜幼明到北魏出使，对于北魏在仪礼中把南齐与朝贡属国高丽并置相当不满，颜幼明对北魏皇帝以及负责外交礼仪的主客郎中抗议说，“我等衔命上华，来造卿国，所为抗敌，在乎一魏。自余外夷，理不得望我镳尘。况东夷小貊，臣属朝廷，今日乃敢与我蹑踵”。这说明在这一点上，北方之魏与南方之齐，倒是不约而同自期“中国”，而把高句丽、百济、勿吉、契丹、氐、宕昌、邓至、蛮、獠、西域、蠕蠕、林邑、扶南、倭国等，列在过去记载“周边”的“蛮夷”部分，算是朝贡之国。 “胡化”与“汉化”：帝国向南再向南 虽然中国并不总是“统一”，但如果从“统合”角度看，人们还是觉得秦汉所奠定的那个范围内才是“中国”。在西北方向，地处嘉峪关内今陕甘宁等地的河南、宕昌、邓至、武兴，仍被排在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、倭国、扶桑之后，列入“夷貊”；西南方向，在今天并非“边疆”已是“内地”的川黔鄂湘，当时也还是“周边”，荆州、雍州、豫州之蛮人，也还是被叫做“蠢尔蛮荆，大邦为雠”，与西域高昌、滑国、龟兹诸国同列一传。显然，这就是当时人对于“禹域”、“华夏”或“中国”的共识，当时政治疆域虽然拓展，而对周边之文化、族群却尚未“统合”。周一良（1913–2001）曾指出，南豫州、郢州、湘州、荆州、司州、雍州的“蛮”，湘广的“俚”、江州、浔阳、南昌、武陵的“溪”、荆州、梁州、益州的“僚”和扬州的“山越”，都未必成为华夏之人，还要有军事征服和大量殖民，才能使这些地方逐渐成为“中国”。谭其骧（1911–1992）也曾专门写〈湖南人的由来〉和〈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〉指出「湖南地在古为苗、蛮所居，本非汉家之故国。依理除苗、蛮外，自无所谓土著；凡是汉人，莫非他处所徙移而来者”。 其中，最重要的就是在中古时期，特别是东晋之后“华夏民族之第一次大南徙”，正由于汉族人大量殖民，因此湖南渐渐“统合”成为“中国”之内，所以从“隋之开国至于唐开元”，一直没有蛮乱的记载，谭其骧猜测，在这个时代，那里的蛮族“已皆归化为王民乎”。 1914年，日本学者桑原隲蔵（1871–1931）曾经提出一个说法，说“中国历史从某一方面来看，可以说是汉族文化南进的历史”。他认为，魏晋以后一千年“正是中国文化中心移动的过渡期，这一过渡期开启的关键就是晋室南渡”。其实可以补充的是，这同时也是北方异族不断南下的时代，甚至整个中国史大趋势，也都可以说，就是异族从北方南下，融入汉族，汉族本身，也逐渐胡化；汉族从中原南下，将南方汉化，汉族本身，也逐渐蛮化。也就是说，随着战争、移民和开发，巴菲尔德（_omas J. Bar_eld）所说的北方匈奴、鲜卑、突厥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满洲等异族一波一波地南下，汉族的政治-文化核心区域渐渐“胡化”，而原来北方的汉族又一波又一波地南下，中古时期就在南方设置郡县，甚至在异族地区设置特殊的左郡左县、獠郡、俚郡，这使得南方原本百越荆蛮洞溪区域渐渐“汉化”。除了晋室南渡之外，唐代安史之乱、北宋靖康之变也引起人口与文化的南迁，明清的移民更导致汉族政治文化区域之扩大，正如移民史研究者所说，“西晋末永嘉年间（307–312）开始，唐代安史之乱（755 年）后和北宋靖康之乱（1126年）后的三次人口南迁都有100万以上至数百万的规模，明朝初年的大移民涉及的人口更多”，明代的大量移民和明清的改土归流，更使得原本百越荆蛮溪洞所在的地区，渐渐从“外”而“内”，成为“中国”。 当然，古代中国的历史太长，疆域变化也极为复杂，这里无法一一细说。我想，需要指出的是以下三点： 第一，“中国”作为政治-文化核心区域，从秦汉奠基之后就大体稳定并延续，但是它并不一定是固定的政治王朝，有时候它是天下帝国的核心区域（如秦汉隋唐），有时候它横跨分裂的若干帝国（如南北朝），有时候它与收缩的帝国重迭，或者几乎就是帝国（如宋明），有时候它与异族王朝的疆域并不重迭却是帝国核心区域具有政治-文化认同意识的共同体（如蒙元、满清）。 第二，历代王朝之疆域，会随着战争与移民而变化，但无论帝国疆域如何变化，这一“中国”始终存在，换句话说就是，即使没有统一帝国，但“中国”却始终存在。尽管它曾“胡化”与“汉化”交错，既有北方的汉族胡化和胡族汉化，也有南方的蛮族汉化与汉族蛮化，但是“中国”这个政治-文化共同体，在这种历史变迁中，仍然维系了它的基本特性，并从中心向周边扩大。 第三，以政治控制、族群生活、制度趋同三个指标来看，古代中国之扩大，是一个不断征服、移民和并入的过程。首先是政治控制，随着王朝军事征服，也就是“命将出师，恣行诛讨”，往往最先使其成为帝国疆域；其次是族群的生活空间，随着移民（或者殖民）的日益加速度，越来越多的区域也渐渐“汉化”而成为“中国”；但最后则是制度趋同和文化认同，这也许要到各个原本自治的夷狄蛮戎区域，最终如明清之改土归流或如日本之撤藩置县，才使得这个地区改变了文化与生活方式，这才算真正成为“中国”。
本文节选自葛兆光著，《历史中国的内于外》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2017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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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2-21 13:20: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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